辅佐曹操二十年的干臣荀彧究竟为何要自杀？( 三 ) _生活百科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时代，欲代汉者均遭强有力的反对，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彧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以为足下当勸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待到袁术欲称帝，其僚属“众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军府僚属，然“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其跡” 。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即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一方面作为僚属，能够忠心于府主，如荀彧为曹操僚属，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另一方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语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再责以“忠贞之节”，其逻辑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曹操在用荀彧计奉迎汉献帝之后，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 。如袁绍要南攻曹操，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 。而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之冀州，张承却认为“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
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东汉政权已然瓦解，“匡复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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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乱政，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汉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实为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顾现实而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范围，反而助长了董卓的气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催所控制。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倘为太师讨李催迎天子，李催亦以朝廷名义征召朱俏。朱儁认为“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与此同时，司徒王允在朝廷与李催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出任左冯翊、右扶风，为朝廷外援。李催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坚持“王命所不得避”而应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杀，客观上纵容了李催等为乱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