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辞职：海瑞辞职信骂遍朝野

伴随着河南女教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辞职信的走红，与辞职有关的话题日趋热门，一度高居大众话题的头条。如此优雅又率性的“说走就走”，羡煞了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却不得不为了房贷、车贷和孩子奶粉钱忍气吞声的劳苦大众，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怀辞职信”的美誉。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有情怀的辞职信不胜枚举，古人撂起挑子来，那才一个个都是潇洒而任性的范儿呢。
说到古人辞职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这陶渊明可谓是“辞职专业户”，一生辞职多次，简直把官府当旅馆，每次都呆不了多久就挂印而去，不愧为辞职界的翘楚。
要说陶渊明也是出身名门，曾祖父陶侃是战功赫赫的两晋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亦为地方大员，母亲是名士孟嘉之女。可惜到了陶渊明这代，家境没落，所以他最早出仕当官为州祭酒，做州的文职公务员，乃为生活所迫，目的在于挣工资维持家用。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复的文书工作，辞职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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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州里可能看在他是“官三代”的面子上，又召他来做主簿，他连赴任都懒得去，直接推掉offer，在家闲居。一年后，陶渊明入桓玄幕府，但翌年就因母丧回家丁忧，再一次辞官。等到三年服丧期结束，雇主桓玄已因谋反被诛，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也因此不了了之。随后，他虽然又先后做了镇军、建威二将军的参军，但此时诗作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诗句，已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倦。没过几年，他的上级建威将军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也就坡下驴，跟着老板辞官归田。
数年的仕宦生涯，使当权者也多多少少耳闻陶渊明的名声。辞职后没多久，陶渊明收到了彭泽县令的任命书，犹豫再三，他决定再尝试一次踏入官场。然而很快，诗人发现自己还是不能适应那里繁杂的政务和森严的等级，在一次接待上级监察官督邮的活动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发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县，并赋《归去来辞》表明心志，表达了对自己过去屡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决心从此以后归心三径，不问世事。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辞职，也辞得最为彻底。是后，陶渊明一直归隐田园，尽管不乏友人的推荐和朝廷的征召，但他始终没有再离开过那片松菊，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如果说陶渊明的辞职是为了追寻远离俗务的田园山林，那刘知几和吴兢的辞职则是为了更好地在政坛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为政治的黑暗阻碍了他们抱负的施展。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中工作的杰出公务员，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实录，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刘知几出身书香门第，儿时父亲为他讲解《古文尚书》，刘知几对其中枯燥的治国之道颇不耐烦，唯独对史书《左传》情有独钟，父亲知其兴趣在史学，便允他通览群史，并引导他阅读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论，培养他的文史之才。这造就了少年刘知几超越常人的丰厚学养和敢于质疑的学风，让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崭露锋芒，成为颇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岁的吴兢，虽然缺少刘知几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但从小立志贯知经史，励志勤学，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的赏识，被推荐到史馆工作，成为刘知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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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进入国家权威的历史编修机构，应该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图的。不幸的是，彼时的史馆已不再是干净的学术机构，它已沾染了太多当时官场中不良风气。监修主管对史官的工作指指点点，要求修成的史书为当权者隐恶扬善，这违背了刘知几、吴兢这样正直史家的心灵底线和著史原则;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蔓延到原本清净的史馆中，同僚之间尔虞我诈，庸史之才荒废本职而以钻营升官为务。如此的乌烟瘴气，让刘知几和吴兢越来越感到不适和厌烦，曾经怀有的治史理想，在这里被压抑、埋没，那支原本应当持公执正的董狐之笔，不得不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隐讳不实的文字。这般现实让二人绝望，他们回顾自己的出仕生涯，发现竟无一件可圈可点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愤而辞职。二人都在辞职信中表达了自己掌史多年却一无所成的义愤与无奈，希望能够离开这片污浊的空气，去追求自己曾经干净纯洁的治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