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诸葛亮一生致命失误是因为错用了姜维？( 二 ) _诸葛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 。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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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感情上过不去，但结果确实很像。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敛兵聚谷” 。前面说过汉中的重要。除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敌军进攻则凭险据守，使其难入一步。诸葛亮死后，魏国大司马曹爽为了树立威信，贸然伐蜀，王平御敌，也采取这个办法，最终曹爽只得无功而退。姜维认为这是防御姿态，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于是建议朝廷，废除散落各处的营寨，全军集中起来，分别驻扎于汉、乐二城。军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维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纳，于是便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今陕西勉县东)，护军蒋斌驻守汉城(今陕西城固东) 。
这个办法貌似积极，其实弊大利小，等于是放弃险要，自拆樊篱，很快就显出恶果。后来钟会攻汉中，几乎就是探囊取物。以往人们责难姜维，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这个观点未免迂腐。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战略而言，不该频繁用兵，九伐中原;战术而言，不该“敛兵聚谷”，放弃险要。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南宋郭允蹈在《蜀鉴》中，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指责姜维误国亡蜀：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