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揭秘清朝之：鸦片战争与晚清财政的关系( 三 ) _鸦片战争

但在交手中清军发现英军的舰炮实在太犀利，直接在海上交手等于送死，于是被迫改为在陆地要塞上坚守。敌强我弱，防守固然是对的，但由此更加暴露了清军的弱项：由于被动防守，无法预知敌人进攻的重点，清军只得处处设防，结果兵力的优势不存在了。
直到这时，道光皇帝还不相信会打不过英国人，所以他急令各省向沿海增兵。调兵令下达后，安徽、河南、湖北甚至陕西等省均派出大批军队赴沿海，总兵力多达6、7万人，人数不少，但在交通、通讯和指挥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顺利到达指定位置、形成战斗力显得十分费时费力。结果是，这些援军并没怎么发挥作用，大笔因移防而新产生的军费又摆在了道光皇帝的御案上。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始终处在摇摆之中，一会儿禁烟，一会儿又派人议和；一会儿调兵增援，一会儿又急令撤防。往往是战事紧张起来就增人死守，战事稍微缓和就下令撤防，为此贻误过不少军情。但也不能怪道光皇帝“瞎指挥” ，财政紧张是其不敢大举增兵又急于撤防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光皇帝的父亲嘉庆皇帝在位时，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曾额外花费了2亿两军费，对年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的政府来说，这几乎是一笔承受不起的负担。为筹措经费，嘉庆皇帝甚至采取了捐纳的办法，即允许捐款买官，京官花钱可捐到郎中，相当于“司局级”；地方上可捐到道台，相当于“地市级” 。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统计，嘉庆九年（1804）全国捐纳银两1083.5万，户部财政收入不全是银两，另外还有制钱，当年户部的银两总收入是1377.1万，捐纳占了其中的76.7% 。
财政困难，想临时增加收入又难上加难，道光皇帝忽战忽和、忽打忽撤，原因就容易理解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等5处通商口岸，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其中 600万两赔偿鸦片损失， 300万两偿还英商债务， 1200万两为英军此战的军费。
道光皇帝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一方面恐怕是觉得打不过，另一方面可能也觉得打不起， 2100万两只相当于镇压“白莲教”花费的1/10 ，这些洋人比“白莲教”可怕多了，如果赔点儿钱能“消灾”的话，为什么不接受？
账当然不能这么算，一个国家真正强大，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又离不开坚实的财政保障。在这种“维持型”财政体制下，晚清即使再出几位“唐宗宋祖”也无法带领人民实现富强，更无法带领国家走向强盛，而只能任人欺凌和宰割。
有人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道光皇帝任用了耆善等投降派、贬谪了林则徐等主战派，如果放手去打还是有取胜把握的。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些糊涂，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清政府在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上的陈旧与落后，没有看到因为长期的落后与封闭，表面庞大的大清帝国早已无比孱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