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 。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 。
据前文的穷京官李锡彬说,“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费足矣”,这是真正的救命钱 。而另外一名叫姚学塽的官员不受印结银,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庙里吃糠咽菜当清官了 。
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 。何刚德在这一年,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 。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 。
按照何刚德的说法,“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 。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 。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 。
当年曾国藩初做京官,无钱过年时,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笔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钱还没到先把话散出去,但最后还是空等一场,只得借钱过年 。到了何刚德的时代,送炭敬则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儿的味道,“渐重官阶而轻交情”,专重权贵,致送炭敬,单子上倒是儒雅得很,从来不言数目,而是套用诗词章句,40两叫“四十贤人”,300两则曰“毛诗一部”,甚至还有“千佛名经” 。
至于别敬,倒是“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虽然其数不过10两上下,也聊胜于无 。但何刚德到京后,因为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然不赀,所以最后甚至降到6两 。但是杂七杂八凑起来,也能有一二百两 。
至于像李慈铭这样已经享有文名的官员,所得更多,光绪三年,他得到的馈赠高达316两,足够让他再多给小妾添几件首饰衣裳再多下几次馆子 。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额外收入,会发现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 。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 。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 。
一个清知府的秘密账本
1894年,时值甲午,中日开战在即,但对何刚德来说,这场战事和他没半毛钱关系 。这一年的真正重点,乃是恰逢各省乡试开考 。每逢乡试,只要进士出身的京官都会有三次外放机会,最优者为学差,也就是派到各省去当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 。
但学差是穷翰林为数不多的肥差专利,像何刚德这样进士出身的吏部员外郎,能有机会一搏的,就只有考差和房差 。考差也就是充当乡试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而房差则是充当乡试的房师,每次可以有三百金的进项 。
从一年前开始,何刚德就在为考差上下钻营,但最终使他获得外放机会的,却是甲午年的京察 。1895年4月,何刚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绪帝接见,奉旨补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这可能是何刚德自1877年考中进士之后最得意的一天,此时距离《马关条约》的签订还不到一个星期 。
在京城混了18年的何刚德终于得到了外放的肥差,很快他将投身于这个帝国的隐形财政体系之中 。但他终归要发现一个事实,知府并不肥,这种在隐财政体系中处于中等位置的官员,不过是过手财神而已 。
知府是过手财神搬运工
何刚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世界里,尤其是他的“账本”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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