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何制定子贵母死制度？( 二 ) _皇后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 ，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 ，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 。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 。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 。拓跋嗣失踪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 ……赐绍母子死” ，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 ，但他素来“纯孝” ，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 “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