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中国,只有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 。因此,这张脸,索性涂上一层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 。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 。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 。” 。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 。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 。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 。“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 。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 。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 。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
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 。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 。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
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动乱与安定,关系至大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 。曹操有首《蒿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 。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能咏唱的文人嘛?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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