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战胜项羽获得天下的关键所在是什么( 三 )


经由儒家教育而引发的心性转变,不仅发生在强宗豪族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统治者身上 。刘奭即位后,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位笃信儒家学说的皇帝 。刘奭当太子时见到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就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后,汉宣帝疏远刘奭并试图立淮阳王为太子,只是因刘奭为许皇后之子而作罢 。
“清流”与“浊流”的抗争:舍生取义以澄清天下是非
汉元帝的出现,意味着儒家话语体系成为朝野共同的言说方式 。在社会领域,由强宗豪族转化而来的儒学世家也成为中坚阶层 。比如,三国时名士杨修的家族,四世皆为三公;袁绍的家族,四世出了五公 。
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浸润,秦汉之际求富贵的直白欲求递升为东汉时代担当道义的追求 。《后汉书》说:东汉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此时,道义是非已成社会的普遍共识 。影响中国近2000年的“三纲”,也在东汉汉章帝时期得以确立 。
然而,到汉章帝之子汉和帝继位后,“君为臣纲”开始遭到破坏 。汉和帝以后的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不满百日,驾崩时年仅2岁 。皇帝年幼时,由外戚执政;皇帝年岁增大、要求亲政时,所能依靠的力量则只能是身边的宦官 。因此,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便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执政 。汉顺帝时允许宦官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从此宦官势力发展为宦官家族势力,从朝廷延伸到郡国,并又发展为强宗豪族 。
宦官势力的快速发展,与以澄清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儒学士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 。在士人看来,宦官掌权是违背纲常之事 。洛阳太学生3万余人与反宦官的官员一道,自命为清流,视宦官为浊流,攻击的主要手段是上书奏事、揭露宦官罪恶 。汉桓帝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太学生以太学为阵地,激扬名声,议论朝政,形成所谓“清议” 。《后汉书》描述当时的氛围为“处士横议”,太学生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 。不料,由宦官控制的政府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和汉灵帝建宁二年,将清流官僚和士人,扣上“党人”罪名予以镇压 。尤其是在第二次党祸中,将上百名士人处以极刑,禁止入仕数百人,并牵连众多族人 。
在这一过程中,笃信正义的士人展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党锢名士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纷纷迎之 。景毅之子为党锢名士李膺门徒,李膺入狱,景毅之子却未被追究,景毅于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职 。皇甫规曾为宦官下狱,为太学生所营救,却在党锢之祸发生后,向朝廷上表自述为党人 。党人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孔融接纳张俭,事泄后“一门争死” 。这些悲壮事例反映了东汉社会的宝贵价值共识——舍生取义 。
东汉士人维护正义的努力虽宣告失败,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有感于士风颓丧,故对东汉时期极为推崇 。顾炎武就曾借《诗经·郑风·风雨》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