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储君大战中臣子与皇帝的那些囧事( 二 )


以出阁读书换取对于皇长子太子身份的承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皇长子常洛慢慢长大,册立还是势在必行 。神宗感受到了来自大臣的压力,于是在二十六年底传谕将册立太子与分封诸王一起举行,但只有传谕,并不见落实 。廷臣依旧前赴后继地奏请,神宗不胜其烦,传旨说册立已经有了日期,不许再上奏叨扰了 。二十八年七月,神宗又以常洛身体比较虚弱为由,推迟册封大典 。十月再次传谕说要在明年春天举行,总之就是一拖再拖 。到了二十九年年底,神宗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连夜下诏举行册立,据说是因为郑贵妃藏匿玉碗一事,惹怒了神宗 。但这毕竟是在气头上作出的决定,平息后的神宗又欲更改期限,阁臣沈一贯等宁死不从,册立太子一事总算是定了下来 。
【历史上那些储君大战中臣子与皇帝的那些囧事】按说太子已经册立,国本之争算是结束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册立之后,朱常洛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地位也没有因此而提升,处境依然很危险,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妖书”的大意是说神宗立朱常洛为东宫只是迫不得已,以后必定会改立常洵 。类似的“妖书”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就曾出现过,名《忧危竑议》,此书假托朱东吉之口揭露了郑氏的夺嫡之念,但由于神宗的压制,此案未起波澜 。“妖书”在太子册立后再次出现提醒廷臣,太子的位置依然不稳固 。而且,“妖书”的出现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与福王朱常洵之国的问题密切相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明代的定制,福王成年后就应该到他的封地去,谓之“之国”,但郑氏对于立储并没有彻底死心,还是把福王留在京师不让他就藩,而神宗也是三番两次地故意拖延,这实际上就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虽然太子已立,但随时都有可能被福王取代 。于是廷臣争相奏请福王之国 。对此,神宗先以福王府邸未成为借口;四十年冬,福王府邸落成,首辅叶向高奏请福王之国,神宗传谕说福王将于明春之国;到了第二年春天,并不见福王有之国的迹象,于是兵部尚书王象乾又奏催福王之国,对此,神宗说亲王之国的时间是在春天,现在已经快过了,明年再去吧 。对于神宗的推延政策,大臣早就洞悉,不断上疏力争 。不久,神宗又传旨说要想让福王之国,必须要为他准备四万顷庄田 。对于这一苛刻条件,首辅叶向高表示不可能办到,但神宗仍坚持四万倾之说,并不退让,欲以此继续拖延时间 。后又传谕内阁,欲以为太后祝寿为借口拖延之国日期,但此议为叶向高封还,他本人也以辞退力争 。后来在李太后的帮助下,福王终于四十二年三月就藩 。至此,前后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才最终落下帷幕 。
国本之争中,神宗其实是倾向于立宠妃郑氏之子为太子的,这种意向较为明显 。若非大臣前赴后继地疏请、力争,朱常洛最终能否当上太子,就很难说了 。如果说明代的大臣都是唯唯诺诺地听命于皇权,他们为什么敢如此勇敢地劝谏甚至顶撞君主呢 。如果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为朱常洵为何未能如愿以偿地被册封为太子呢?所以说明清时代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皇帝的意志统领一切,一切都是专制的 。皇帝的行为如果不符合礼法、规则(比如国本之争中,皇帝一意想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立储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也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从而在压力下放弃自己的不合理行为 。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存在约束皇权的力量的,只不过这种约束并非来源于制度性的强硬规定,而是官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性坚守,以劝谏、力争甚至请辞等各种方式表达出来 。当然,我们不宜将这种约束看得过高,毕竟,这种约束并不能时时束缚住君权的越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