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烟草可还魂:崇祯帝颁布禁烟令( 三 ) _烟草

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由他召集财政、内政、实业三部，审议了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并报行政院批准，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 。财政部甚至于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至此，由“新生活运动”而起的一场禁止吸烟运动，在国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遂告结束。
“史上最严”禁烟令如何落地有声?人们拭目以待
6月1日北京启动“史上最严禁烟令”，这意味着届时，所有“带顶儿”的场所都要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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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上最严”常作为形容词与各种禁令的发布一同出现。不过诸多禁令在实际执行中止于“纸上最严”的尴尬处境，让“史上最严”几个字的意味显得颇为复杂，甚至略带讽刺。
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其实早在1996年，北京就率先在全国通过地方法规进行控烟。2009年，广州推出了当时“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200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地方法规。在国家层面上，2011年，卫生部发布的新版《公共场所卫生条例实施细则》也明确规定，我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部禁烟。时至今日回头看，其效果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