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兴邦与实干误国:萧规曹随VS王安石变法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 。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 。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 。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胜与吴广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 。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