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神入化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为何失传了？( 二 ) _李靖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问对》并非伪书。也有学者把此书作为研究李靖及其军事思想的史料依据。持真书论者认为，考查宋代何去非等人的有关资料和著作，均没有发现证明《问对》是伪作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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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问对》能入选《武经七书》，更说明它并非是宋人阮逸的伪作。理由有二。其一，宋神宗是一位“留心武备”的皇帝，他颁定《武经七书》，目的在于作为考选、训练及指导当时军官的武学经典，类似于现在的教学上所用的教材。朝廷上下是严肃对待、认真办理的，怎么会把当朝人伪托的赝品堂而皇之地列为武经，作为全国武学的教科书呢?且阮逸在当时并不出名，《宋史》中亦无其传。现只知道他是宋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1年)进士，皇祐(1049～1053年)年间还做过屯田员外郎。对于他的其他事迹今天均已无法知道。其二，《武经七书》的校正任务是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担任的，其中都是饱学之士。即便此书是阮逸伪托，可能骗得了后世，但绝不可能骗过这些鸿儒的慧眼。由以上两点，这些学者就认为阮逸伪托之说不能成立，《问对》应该是真书。
这些学者虽言之有理，但并非阮逸伪托并不代表此书就一定不是伪书。一些专家指出，书中可怀疑之处实在太多。如最简单的一条：书中通篇都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可李靖死于李世民之前，怎么可能用李世民死后才起的庙号来称呼他呢?书中还有许多与贞观时的史实不符的内容。许多在李世民、李靖逝世后才出现的地名、人名等，《问对》中却让他们提前讲了出来。如《问对》中多处记载唐太宗称“李世勣”为“李勣” 。但李世勣改名为李勣是在唐太宗逝世后的事情。太宗曾下诏说，只要不是将“世民”两字连用的，都不用改名而避他的名讳。太宗既然向天下人言明了不用避其名讳，当然不可能说话不算数，自己先为避己讳而称“李世勣”为“李勣”吧。太宗死后，朝廷才开始要求天下人避“世”及“民”之讳。李世勣于太宗去世后一个月，改名为李勣。叙事严谨的史籍，都记唐太宗称其为“李世勣” 。《问对》的作者显然是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多处记太宗、李靖称“李世勣”为“李勣” 。可见，此书并非是成书于贞观年间，也不是直接将听到的唐太宗与李靖的对话记录下来的。
另外，唐太宗、李靖本不会讲错的事情，《问对》中却让他们讲错了。《问对》把李建成所率部队称为“右军”，而李世民自称所率部队为“左军” 。但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可靠材料的记载，李建成当时是统率左军，而李世民是统率右军的。李世民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大事，对自己担任的重要职务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如此张冠李戴，明显非出自李世民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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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中关于霍邑之战、安北都护府的设置、唐代军事术语的使用等均时有破绽和错误。而且与《通典》中引述的有关李靖的兵法、事迹多有抵牾。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此书纯系后人伪托，不能作为研究唐代军事史的资料。
另有学者认为，此书虽非贞观时作品，也存在错误之处，但此书作者对唐太宗、李靖事迹、言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书中基本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思想，可作为研究唐代军事思想的资料。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问对》是由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修撰的。以常见的李靖兵法为依据，采用问答的形式，故取名为《李卫公问对》而未署修撰者之名。书中基本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思想，可作为研究李唐一代军事思想的材料。一些海外学者也认为这部书现在的形式很像宋初时的伪作，但包含了一些真实的内容，可以把它看作是《贞观政要》军事上的姐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