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元朝百年统治下的汉人究竟惨到什么地步？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落后之极。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史天泽，一是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早期到末期，几乎增加一百倍!
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 。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如此，汉人的待遇，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