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的三个层面,议程设置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 ) _数码科技

三、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
1、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按照李普曼的舆论学观点，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大众媒介去了解。大众媒介并不是“镜子”式地再现现实环境，而是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新结构化，营造了所谓的“拟态环境” 。尽管客观的现实环境往往与“拟态环境”相差甚远，但人们还是将“拟态环境”误作客观现实加以认识。这样，“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如果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和其它节目里充斥着娱乐，那么就会给大学生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拟态环境，使他们逐渐对社会现实产生麻木的心理，进而丧失对现实环境的思考和批判，削弱他们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2]
2、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按照媒介规范理论的观点，娱乐化会导致媒介放弃社会责任。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对于娱乐化的追求必然导致庸俗化的倾向，媒介在维护正义、劝人为善的名义下，利用受众猎奇的心理，大肆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只是在结尾处象征性地加上评论，还美其名曰以此为鉴，以防后效。在这一过程中，以防后效的目的没有达到，受众的猎奇心理倒是得到了满足，媒介的利润也大幅飚升。其实，大众传媒是一个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具有特殊属性的产业。媒体绝不是“媚体”，媒体的责任绝不是迁就、迎合低级趣味，媒体所追求的接近性、可读性绝不是与恶意炒作、庸俗媚俗划等号。
3、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按照传播学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观点，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现在，大学生的安全感降低，与大众传媒的报道充斥着暴力、凶杀、腐败和阴暗不无关系。“追星族”津津乐道影视明星的细枝末节却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这与大众传媒的报道过多地关注明星绯闻而不是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大学生追求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与大众传媒鼓吹西方个性自由和消费主义关系甚大。[3]
4、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按照传统新闻理论的观点，传媒娱乐化使新闻步入歧途，远离正轨。传媒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的信息，使人们获取与生存关系密切的各类信息，虽然并不排斥传媒的娱乐功能，但这些毕竟不是主要功能。如果过分地强调传媒的娱乐功能，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功能的发挥，其结果无疑是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政治，他们在政治倾向和选择上更少理想主义色彩。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的简单动员对象和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社会观呈现出更多的世俗性和现实化的色彩。
在传媒娱乐化的背后必然有其道理可究，不可否认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化的做法确实从经济效益上给传媒带来不少的甜头。但从长远来看，传媒庸俗化、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最终使媒介的权威下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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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进展还是发展42021年，中国不仅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投资等多方面合作，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截至2021年12月9日，中国已同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有理念引领、有合作机制、有务实项目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经济合作平台。此外，2021年9月，中国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有利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两者互促互进，相得益彰，为全球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