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为什么要逃走樊於期逃亡到燕国之后为什么差一点就成为了匈奴人( 二 ) _樊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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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武能怎么劝呢?如果劝太子丹赶走樊於期，任由樊於期逃命，只要别在燕国就好，这就太下作了，不但鞠武说不出口，太子丹也做不出来。所以鞠武给了一个很合理的方案：请太子丹尽快把樊於期送入匈奴。
鞠武的这个意见，在战国史上很有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无论人才流动也好，逃难避祸也好，基本都在“天下”这个范围之内，最远无非是从秦国到齐国，从赵国到楚国，这就已经足够安全了，不至于逃离“天下”的边界，进入“四海”的范围里去。
前边讲过，古人心目中的天，尺度远远小于今天。严格来说，“天”虽然只有一个，并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蛮族的地盘不属于“天”，而属于“海”，所以并不是“王土” 。“王土”的四面八方，不管有水没水，都叫“海”，统称“四海”，再远就叫“海外”了。
当下的秦国，虽然距离天下一统还有一些时间，但对天下的各个角落都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震慑力，所以从樊於期以后，逃亡变成了一件异常辛苦的事情。要么往北投奔匈奴，要么往南进入百越，无论向南还是向北，小到语言、服饰，大到风俗、信仰，都要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这么一来，任何不合于主流的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但在“天下”失去了容身之处，即便到了“四海”或者“海外”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无法存活，“百家争鸣”的时代就从这里开始合上帷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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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面对鞠武的建议，太子丹不以为然，理由还是贵族式的：“人家樊将军在走投无路之际来投奔我，这正是我拼上性命来保护他的时候，您还是帮我想个别的办法吧。”
前边讲过，在这种古老的道德准则里，阶层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当有人来投奔你，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你的时候，就等于认同了你的为人，而这种认同感相当于莫大的恭维——人家是因为看得起你才来投奔你，要么为什么不去投奔别人呢?这份“看得起”，有资格得到同等程度的回报，让人义不容辞。这种时候如果还去计较利弊得失，那就是小人嘴脸了。
鞠武见太子丹不肯降低道德准绳，也只有徒唤奈何，说了一串很漂亮的道德箴言，原话是这样的：“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而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意思是说，以危险的举动谋求安全的结果，闯祸却自以为造福，目光短浅而结下深仇，为了帮助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安危，这是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啊。
鞠武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很正常，而还原到当时的环境，其实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利益凌驾于道德标准之上。
对照一下魏齐事件，平原君、虞卿、信陵君、侯嬴，这一个个金光万丈的道德楷模可都是把道德标准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在贵族操守里，可以牺牲国家来捍卫道德，却不可以牺牲道德来捍卫国家。换句话说，国家只是一件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目的。如果必须牺牲道德来保全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并不值得保全。
当我们看清了这些观念背景色，就容易看懂鞠武埋怨太子丹“连结一人而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这短短一句话，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至于太子丹，既然接纳了樊於期，就必须早做准备，以应付来自秦国的压力。
那太子丹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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