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别称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 二 ) _明朝

明朝学校分为两类：京师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
这两者并不是初级学校与高级学校的关系，而是等级平等的，都是朝廷主持开办的官学，当中的佼佼者都可以参加科举。
学生进入官学，即取得生员身份。
然而，想要取得生员身份，却是有要求的，明初规定生员要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年及十五之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人学” 。
到成化三年(1467) 放宽了条件：“选择子弟年十五、十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 。
由此可见，想要获得生员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从小表现出读书的天赋。
“ 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
如此一来，他才有很大的几率在之后的各级别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登科入围。
当然，这只是针对普通平民而言，对于那些权贵家庭或者拥有庞大财富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弟要获得生员身份就简单多了。
权贵家庭可以依靠祖辈的功劳，获得朝廷的赏赐，获得“荫生”，富足之家可以通过向朝廷捐献财物，而为家庭成员谋得“捐纳生” 。
通过这两种途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生员称号，从而获得参加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资格。
而平民之家的成员，就须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从小就表现出读书的天赋，并加以培养。
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是依靠农业，因而总收入都不是很高，人均“基本维持在6公石小麦上下，相当于今天的391公斤，按照1990年美元计值为200美元左右” 。
而科举之途却是一条需要投入巨量财富的道路，士子们不仅需要承担读书期间的日常花销，其他需要花费资金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考试费、参加科考的路费及期间的食宿费，甚至有时还需要给学院师长、主考考官供奉。
这些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一个传统农业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更何况一旦走上科举道路，在考取功名之前，考生往往都是与青灯黄卷做伴，不事生产。
在古代这种生效效率低下的社会，少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无疑会对家庭收入造成巨大的影响。
一面是收入微薄，另一面却是花销巨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很多寒门学子必须要面对的。
虽说古代有“义庄”“族田”等资助贫困学子，然而其资助程度毕竟是有限的，在数目庞大的科举花费中，只能是杯水车薪。
因此在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品中就有很多描写读书人因缺少资金而鬻儿卖女的故事。
虽说戏曲中难免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是这至少表明当时社会存在因读书而变得穷困的现象。
既然存在因科举而变得落魄穷困，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还存在为了避免变得落魄穷困、鬻儿卖女而放弃科举考试的呢?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第一层次是生理需要，只有实现了第一层次的满足，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而当生存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时，又哪里有工夫去考虑光宗耀祖的事情呢?
因此，“在很多时候，众多学子依然免不了失学的命运，而推其失学之原，或亦为贫困所使;穷厥长贫之故，良由不学而然” 。
毫无疑问，放弃了唯一能够改变地位的科举，那么这部分人就可以肯定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能够实现阶层的跨越。

文章插图
三：其他因素
舞弊行为是历朝科举都面临的同一个问题。由于科举成功之后的回报率太高，因而作弊是一个久禁不绝的行为。
虽然说作弊跟一个人的出身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作弊成功，这就需要依靠家庭背景了。
毫无疑问，相较于贫寒学子的成功率，这些出身权贵或富贵家庭的学子成功率绝对是更高而且难度更低。
虽然史书上记载的作弊案例都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合理怀疑：是否还存在数量相当的作弊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说被包庇了呢?
那些依靠个人能力夹带或者小抄成功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那些需要多方配合、协同作战的作弊行为想要成功，这就需要凭借考生家中的势力了。
因而时人感叹：“贵家用势，官家托势，守令逼于应酬之不暇，孤寒苦于进取之无阶。”
极低的录取率让这条路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抛开那些对寒门学子极为不利的条件，就算科举是在完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人想要高中也是极为不易的。

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别称 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 二 )

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别称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