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灭亡后的满人：旗人竟已经惨到了这地步 _旗人

满清统治二百多年时间里，旗人都有特权，但同时，他们不事生产，也被禁止从事工商、贸易。生活贫困的问题，到后为也就越发明显。清末朝廷也曾有所改变，让他们或者务农、或者经商，以能解决个人生计为目标。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提前把他们拉进了新时代。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已经演变到了群体的潦倒了。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满清灭亡后的满人：旗人竟已经惨到了这地步】据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 。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 。
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 。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劻，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 。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保护旗人财产，维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财产不仅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以各种原因被没收。
民族大同会会员刘揆一、吴景濂等人专门上书袁世凯，要求禁止没收旗人私产。呼吁归呼吁，旗人财产屡被没收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此外，由于财政困难，许多地方在裁撤旗营后，仅短暂发放过少数几次旗饷，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发。北京是坚持发饷时间较长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饷，粮食早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成了变相的救济款(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 。金启孮也记录了民国的“不发饷”：所谓旗兵改编后“饷额如旧”，始终没有如约履行过，首先生活不了的是营房中的寡妇，清朝规定八旗寡妇有一种叫做“鳏寡孤独”的恤金。若是男人为国战死，还有优厚抚恤，这种规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现在忽然不发，立刻临于断炊、挨饿的惨境。京旗的寡妇和外地驻防的寡妇首先在北京请愿(当时这种请愿全国都有)，徒劳奔波毫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