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 。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 。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 。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 。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 。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 。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 。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 。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 。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 。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 。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 。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 。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 。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 。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 。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 。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 。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 。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 。而从门荫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 。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 。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途,真刀真枪考上 。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 。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
抢官的“官二代”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 。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 。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 。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 。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 。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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