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靠被贬求实名？( 二 ) _文人

随着仁宗朝谏官地位的提高，谏官具有了“与宰相等”的责任意识，忠直谏官普遍重视“实名” ，谏官形成了“惟恐职不称”的心理，受其影响，谏官在所上奏疏中，多次表明自己上疏乃是谏官职责所在，身为谏官不得不言。这一心理在他们谏官任上所作诗歌中也有表述，如司马光《忝职谏垣日负忧畏缅思云夫处士老兄萧然物外何乐如之因成浮槎诗寄献以抒鄙怀》诗，写其身居谏职，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畏。庆历三年，欧阳修作《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对自己身为谏官不能举荐张续、李常深感惭愧：“予惭职谏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至和元年，欧阳修《述怀》诗回忆自己的谏官经历云：“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仁宗朝谏官及富于谏诤精神的士人因直谏被贬后，能够赢得“实名” ，有了“实名”之后，他们往往不以贬谪为意，反而能以较为洒脱与坦荡的心态来对待之，并在其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有所体现，尤以谏诤意识强烈、文学成就巨大的范仲淹和欧阳修为典型。
明道二年，时任谏官的范仲淹联合御史孔道辅等人，伏阁谏止仁宗黜除郭皇后，结果被贬睦州。他到睦州任后即向仁宗上《睦州谢上表》，在阐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的谏诤精神后，范仲淹表达了乐观、洒脱不以贬谪为意的豁达胸怀和乐道忘忧、不改初衷的坚强决心。范仲淹贬谪任上的一系列作品都有这一特色，如景祐元年所作《新定感兴五首》（其五），鲜明地表现了他由于赢得了“实名”而不以贬谪为意，洒脱、乐观的情感状态。被贬桐庐后，范仲淹曾游览严子陵钓台，多次推崇以名节自守的严子陵，并作《钓台诗》。范仲淹从名节的角度评价严子陵，一方面是其因贬谪获得“实名”后自觉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奔竞、浮薄的不良士风，他欲借对严子陵的推崇建立起人人洁身自好、珍惜名节的士风。
景祐三年，受谏诤精神驱动，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不营救范仲淹，并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结果被贬为夷陵令。庆历三年，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他屡次上书直言，引起新政反对者的不满。庆历五年，恰逢甥女张氏犯法，欧阳修因而被弹劾，后虽辩明，仍于八月被贬知滁州。欧阳修两次被贬后的作品都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基调，这一特征与范仲淹因谏言遭贬后的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出于共同的心理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有意通过自己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开创贬谪文学的新风貌，建立士人重视气节声名的新士风。
相反，被贬后未赢得士论、获得“实名”的士人，其心态就相对沉郁与悲愤。苏舜钦谏诤精神强烈、名节意识浓厚， “进奏院狱”案发生后，他以监守自盗的私罪被贬，未能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因直谏被贬后，愈贬愈光，赢得士论、获取声名。苏舜钦被贬后痛苦不堪、不能解脱的心态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贬后洒脱、豁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贬谪后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得十分沉郁、凄楚、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