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败在军备竞赛：被打败的为什么都是富国？( 二 ) _日本

按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海疆可分为三部分：“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换言之，北洋水师的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守海口、保津沽、卫京师”，朝廷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曾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大体而言，李鸿章的海防格局观还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战略，并没有比魏源进步多少。正如其三个时期的代表言论：
海防初起时，“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水师成军后，“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甲午战争爆发前，其仍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反观日本这边，其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海军发展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要任务。从这一层面上说，日本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利益为目标，并以中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
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

正因为慈禧太后（或说整个清廷）对北洋水师的战略定位是“看家护院”而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支舰队去远洋作战，这种浅尝辄止的妇人心态决定了北洋水师乃至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
也正因为战略上不重视，才会有停止购舰、甚至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愚蠢短视之举，由此酿成了割让大片国土、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论理，当时中国的国力，无论财富还是人口较日本十倍不止，但这些资源未能转化为军事能力，结果是丧权辱国、创深痛巨！

当然，甲午之役对中国也并非全为负面效应。许悼云先生曾在《万古江河》中说，“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不过这句话用到甲午年似乎更为合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其爆发点并非辛亥而是甲午的战败，之前中国仍是按部就班、固步自封，直到这场惨败，中国人才真正痛醒。
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3年后掀起了一场变法的热潮，尽管这一历史进程被无情打断并引发了庚子年的巨祸，但中国走向并融入世界的脚步并未因此而止步。庚子年后，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继而宣布预备立宪，这一切努力虽然夹杂私心，但毕竟让中国放眼海外，并踏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也就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宣布重建海军并先后购入4艘最新的巡洋舰。按海军大臣、贝勒载洵的计划，清末海军将在7年内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势头直追日本舰队。可惜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最终被辛亥年的隆隆炮声所打断。

帝国崩溃之前，“海圻”号的出访大概是中国海军最后的亮点。也就在辛亥那年，这艘国内最好的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新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途中，墨西哥爆发排华暴乱，300余名华人被害，并波及古巴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