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国经过其间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处于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 。其时,有一项最重大的要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显著羸弱 。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 。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 。但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式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最终决战决胜,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 。
【揭露大汉王朝的历史:从韬光养晦到全面出击】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 。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 。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接下来约15年的过渡时期,对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亦对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皆是一个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完全延续朝贡和平;可是七年过后(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 。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 。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当时拥有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之幸,因为他将发动大反攻,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尽管他在完成伟业之后的后续政治长期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 。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 。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将领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又大胜 。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 。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 。”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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