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 , 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
第一 , 古往今来 , 官方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 , 首先抛出的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 。所以 , 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 , 高宗都只能公布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 。
第二 , 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 , 可高宗何尝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 , 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 , 那凭什么认为李弘就一定会早亡呢?如果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 , 自然会比高宗早死 , 那么高宗不仅患有风疾 , 还患有肺结核、疟疾 , 其健康状况更糟 。
第三 , 武后能够控制高宗 , 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答案是否定的 。究其原因 , 不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 , 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 , 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 , 并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 。一旦李弘登基 , 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 , 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 , 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 。所以 , 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 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 。更何况 , 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 , 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 , 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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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说武后称帝的最大障碍是高宗 , 所以不该先对儿子下手 , 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哂!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 , 李弘死前 , 高宗已经公开宣布要禅位于他 , 所以武后才会陷入空前的紧张之中 , 不得不迅速对李弘采取行动 。
第五 , 把李泌对肃宗说的话当成“政治说辞” , 未免过于武断和草率 。众所周知 , 李泌是中唐名臣 , 历仕玄、肃、代、德四朝 , 但生性淡泊超然 , 不恋世间名利 , 一生中四次归隐 , 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请求下出任宰相 。试问 , 这样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人 , 会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肆意歪曲历史吗?退一步讲 , 就算李泌的话确属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说辞” , 可问题在于 , 他面对的不是一般人 , 而是皇帝;他谈论的也不是一般人物 , 而是李唐祖宗;并且谈论的不是一般事件 , 而是武后鸩杀亲子这样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作为依据 , 李泌怎么敢信口雌黄?就算他敢 , 唐肃宗岂能听任他胡编乱造、往自己祖宗的头上扣屎盆子?
第六 , 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武后鸩杀李弘之事 , 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 , 同样是太草率了 。从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显看出 , 在骆宾王起兵反武之前 , 时人对李弘之死就已经产生怀疑了 。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阎庄墓志铭》 。阎庄的官职是太子家令 , 在东宫辅佐李弘长达十余年 , 深受李弘信任 。根据墓志记载 , 阎庄于上元二年随李弘从幸东都 , 四月 , 李弘暴亡 。同年九月 , 也就是李弘下葬一个月后 , 阎庄也在河南老家暴亡 。其中的“缠蚁床而遘祸”“随鹤版而俱逝”意味深长 , 若李弘属正常病故 , 那太子家令阎庄无论怎样悲伤过度 , 都是不应当“遘祸”的!而阎庄甚至因之罹祸 , 最终跟李弘一样死得不明不白 , 就让后人有理由把怀疑的目光指向武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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