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康有为的惊天大计！曾在颐和园谋杀慈禧太后( 二 ) _慈禧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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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约写作于1899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 。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