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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不应该根据排便质量对炎症性肠病患者和健康个体进行匹配，也不应该根据血液中糖蛋白HbA1C的水平对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与健康个体进行匹配；HbA1C提供了一种评估长期血糖水平过高的方法（作者没有这样做）。研究人员还应该对根据体重指数将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与健康个体进行匹配持怀疑态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使用一个较小的队列重复了他们的分析，其中健康组中没有一个人自述患有任何类型的疾病（以前对健康人的定义标准只是那些没有自述患有特定疾病的人）。他们发现疾病状态与生理和生活方式差异之间有类似的关联，尽管这些关联现在在统计学上不如原来的分析中显著，或者不再显著。遗憾的是，去除任何自述患有疾病的个体，并不排除将疾病队列中的人与对照组个体进行匹配，后者可能仍未被诊断出来，或者其疾病状态可能处于中间模糊状态；例如，如果将患有糖尿病的人与糖尿病前期的人进行匹配，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个问题的范围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是向所有医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构成健康的队列？

最后，值得谨记的是，确定肠道菌群组成与人类健康之间的潜在混杂因素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是不相关的。在确实存在关系的情况下，也不意味着缺乏因果关系。例如，如果饮酒导致微生物群发生变化，进而导致2型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微生物群和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在匹配个体的饮酒水平后，就看不到这种关系了。如果炎症性肠病导致的微生物群变化引起腹泻，并且个体在排便质量上进行匹配，那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Vujkovic-Cvijin及其同事的结果并不排除微生物群具有因果效应。

微生物群与人类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是这一领域的核心课题。这些发现必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而Vujkovic-Cvijin等人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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