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来历汉口由来( 二 ) _百科达人

汉正街街面，全用条石铺成。最初商店、住户用水，靠挑夫在襄河（汉口人对汉水的别称）挑取运送，不是雨天，也不容易看见干路。1906年以后，既济水电公司兴办，用户都装上电灯与自来水，市场就有了夜市，灯火通明，呈现一派新的景象。汉正街街面较窄，小巷纵横，房屋一色旧式。1911年武昌首义时，清廷派大军来汉镇压革命，火烧汉口几昼夜，一直烧到武圣庙止（一说是五显庙，见《汉口丛谈》第67、118页），仅硚口上段幸免于难。大火后，武圣庙以下重新建设，各行各业如海味、杂货、布店、匹头、银楼、钱庄、参燕、药材、典当、酒楼、戏院等纷纷复业，原有的蒙童馆也由善堂义学、公私立中小学所代替，一切随着时代变迁有所发展。1928年后，市场进一步趋于活跃。1934年至1935年阶段，物价比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硚口汉正街的鼎盛时期。
1938年，日寇入侵武汉，汉正街从新街至硚口路划为难民区。武汉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受尽摧残，痛苦不堪。可是，却有少数人醉生梦死，丧尽良心，大发其国难财。此时，到处是乌烟瘴气，鸦片烟馆、**场、花会场、妓女院触目可见，毒害之深，令人发指。大街小巷形形色色的旅馆藏污纳垢，流氓、汉奸横行霸道，善良的老百姓不堪其扰。沦陷的七年中，伪政府只扩建过一条利济路。从河边到北面的铁路边，抗战胜利后才进行规划建设，与建国后新开的武圣路并贯南北，成为商业干道和新型的解放大道相衔接。
襄河是汉口水上大动脉，帆船来往，货畅其流。从黄金堂起，沿河岸的泥土斜坡上有大大小小的码头，如：艾家咀、大硚口、小硚口、关圣祠、杨家河、遇字巷、武圣庙、大乾坤巷、宝庆巷、流通巷等，其中艾家咀、大硚口、小硚口、杨家河、武圣庙、乾坤巷等码头有渡船摆渡。每个码头每天货物装卸川流不息，吞吐数量可观。因之沿河有不少摊贩叫卖，以熟食较多。旧社会码头工人地段、业务均有一定范围，不能越出范围以外去兜揽生意。沿河以北是河街，粮食行、堆栈大半开设在这一带。
汉口的地势是东南高而西北低，每到夏秋水涨，后湖的水从西北灌入市区，给居民带来灾难。清同治三年，汉口开始建筑城堡，从硚口起，下至通济门（即现在的一元路），虽然起过一定的防水作用，但到了清末时期，市面渐趋繁荣。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适应城乡发展的需要，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筑后湖长堤，上起舵落口，下至丹水池和堤角，同时还请准清廷撤除汉口城堡，1907年基本完工，撤除城堡的基础修为后城马路（即现在的中山大道）。马路的起点是硚口，后湖长堤（张公堤）以内大片土地荒无人烟，大小湖泊仍占一定面积，居民则在无水地带种菜营生，通称为菜园地。硚口以上，在民国初年建有新泰茶栈、泰安纱厂、颐中烟厂、康成洋酒厂等，多系俄、日、英等国资本家投资。正硚口一带，有点像北京天桥的缩影，耍棒、玩猴，搞杂耍、摆地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每届新春节日，风和日暖，游人众多。这一带经营的铺面，以猪行、人力车行、马车行占多数。硚口以下的马路两侧，水塘较多。由于以往有玉带河，所以桥梁也不少，如长寿桥、燕山桥、延寿桥、六渡桥等，至今还保留名称作为地名。居仁门下首的操场角，是北洋政府时期汉口镇守使的练兵场。隔长堤街的横道外边尽是水塘。堤街上有个寺庙叫千佛应慈寺，每年盂兰盛会期间，一些善男信女在佛寺布施，诵经打斋，大放河灯。千佛寺的后门外就是大水塘，晚间用纸扎就各式莲花灯，燃上蜡烛，光彩夺目，放乎中流，飘游水面，月光倒影，互相辉映，景致优美。马路的北边，即今日硚口区委周围一二里地许，也是水塘。有些人家就在塘边水上用木架搭成木板结构的水上楼房，卖茶说书，供人纳凉休憩。小楼明月临窗，水面清风徐徐，在此谈天说地，能忘却一天劳累。雨天，面对楼外满塘荷叶，于万绿丛中摇曳着朵朵红莲，此情此景，富有诗意。1928年后，汉口后城马路（后改为中山路），路面长年失修，从硚口到满春一段，有马车代步，取费不多，然而沿途颠簸，道路坎坷不平。
过去，硚口一带为船民、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马车工人、小贩等贫苦劳动百姓的居住地，住房多为板棚茅屋。由于卫生条件差，民间就有“闭着眼睛往上走，闻到臭气是硚口”的谣谚。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硚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硚口地区新修了南抵河边、北接解放大道的硚口路，二十多米宽的柏油路面，与沿河大道、中山大道相连，交通方便。沿硚口路一线修建了禽蛋加工、棉织、机床、搪瓷、火柴等许多大型工厂，80年代，“昂首阔步往上走，烟囱林立是硚口”了。特别是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改革开放中的崛起，成为硚口，尤其是武汉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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