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如此喜欢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对日本的影响( 二 ) _鲁迅

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历，还有他从1900年开始的，为期两年的英国留学之旅。对于这次留学，他曾说自己是“怀着被英国文学欺骗的不安之念开始了伦敦之行”，而借着这次机会，他试图想弄清楚“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作用”等问题，以及进一步探究明知维新时期下的日本的“全盘西化”的做法的利弊。当时的日本在学习西方时颇有疯狂之势，甚至有人扬言“脱亚入欧”，完全抛弃日本文化而选择西方文化。这些情况都成了夏目漱石后来在创作、演讲中批判的靶子。
留学后，夏目漱石开始了文学理论心得之作——《文学论》的书写。这部对日本文学理论，乃至对日本文学史都非常重要的《文学论》的诞生，源于夏目漱石自身的沉淀与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家小泉信三在《理论家漱石》中，对夏目漱石孤独的留学生活评论道：回顾一下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让人佩服的是夏目漱石的学习。为了购买价格昂贵的书籍，他节衣缩食;为了多一点学习时间，他拒绝应酬交际。可见，夏目漱石在钻研文学方面下的功夫之深。遗憾的是，过劳的学习使夏目漱石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在之后饱受其苦。
夏目漱石《文学论》
“非人情”观与“余裕论”
1905年，当夏目漱石以小说《我是猫》步入文坛时，自然主义文学已经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与此同时，有着“只注重情绪”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引起了夏目漱石的不满，他称“浪漫派文学的通弊，就是在其仅以激烈的情绪为主，以致青少年往往误要一如文学所说实行于现世，这是错误的。”于是，在这样的文学态势下，夏目漱石写成了《我是猫》与《草枕》，在借此表达自身文学观的同时也对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进文学进行“反击”，其中就包含了“非人情”观念及日后提出的“余裕论” 。
“非人情”观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对此，夏目漱石曾阐述——“可称为 ‘非人情’者，即抽取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如吟哦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小说《草枕》便是夏目漱石对“非人情”文学观的一次重要实践。在这本“以美为生命”的小说中，夏目漱石避开了自然主义那阴郁沉重的风格，而是用一种轻松明朗的节奏去书写这个发生在乡村的，脱离了“人情”的故事。在《草枕》发表的前夕，夏目漱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代表我的艺术观以及部分人生观的小说即将出版”，而这里所说的“艺术观”，就是贯彻小说始终的“非人情”主题。
学者冈崎义惠也曾对“非人情”观进行解释：“所谓`非人情'，即离开人情，以旁观的态度看待世界。据漱石的观点，人情的世界就是道德的世界，脱离道德的世界，就是 ‘非人情’ 。”
1907年1月，夏目漱石为高洪虚子的写生集《鸡头》作序，提出小说可按“余裕小说”和“非余裕小说”分类，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解释：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指的就是高度紧张的小说，出现的都是生死彼关的问题,发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对于两种小说的高低之分，夏目漱石强调它们都应该存在，像颜色浓淡一样不分上下等。
“余裕论”曾引起热烈讨论。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教授王向远认为这是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最有特色、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理论主张，甚至称只有夏目漱石能真正有“余裕”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也曾对“余裕论”大为赞赏，并在《华盖集·忽然想到的》一文中说“一切事情，都应该留有余裕。”不仅如此，夏目漱石的“余裕论”还对鲁迅的写作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