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意识到“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这样,才能“持盈保泰” 。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
曾纪泽斡旋外交 交涉不利
曾纪泽(1839~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 。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 。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 。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丧权太甚,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力图挽回损失 。
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曾纪泽不避艰辛,决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曾惠敏公遗集》卷三) 。他分析形势,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力已大受损伤,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 。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驻扎西陲,可以作为后援,因此,事情犹有可为 。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反复辩驳,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 。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 。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 。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 。
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 。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 。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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