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货诗人:苏东坡为尝鲜竟然拼命吃河豚( 二 )


河豚到底多毒,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云其:“入口烂舌,入腹烂肠,无药可解 。”而其毒性发作时,会引起腹痛恶心、呕吐,麻痹末梢神经和中枢神经,严重的还会四肢麻痹,甚至全身瘫痪,言语不清,吸收困难,全身青紫,如果抢救不及,立刻导致死亡 。因此,有位日本饭店主人便称这种死亡为“恐怖的死亡”,一旦中毒,“虽然你的神智非常清楚,手脚却已麻木无知,不能站立 。你可以思考,但无法开口,无法动弹,而且不久就无法呼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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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解河豚毒性?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谓“艾能已其毒”(见《酉阳杂俎》);“中其毒者,以橄榄、芦根汁、粪清、甘蔗汁解之,少效;或用鸭血灌下可解”(见元人贾铭《饮食须知》);“世传中其毒者,以至宝丹或橄榄及龙脑浸水皆可解 。复得一方,惟以槐花为妙,与干胭脂等分同捣粉,水调灌之,大妙”(见元人陶宗仪《辍耕录》) 。但是否真的有解,恐怕也说不得准 。又,清人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2中写道:河豚上市时,遍地生长的蒌蒿可解其毒 。果真如此,那真是造物者的巧妙安排了 。此一说法,亦可见于严有翼的《艺苑雌黄》,云:“余守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但用菘叶、蒌蒿、荻芽(即芦芽)三物煮之,亦未见死者 。”
总之,面对河豚此一“水族之奇味”,虽“世传其杀人”,但好其味者,仍前仆后继,代不乏人死 。因此,就有人呼吁摒弃此一珍味 。其中,最有名的是梅圣俞与范成大 。前者撰〈戒食河豚诗〉云:“……炮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邪(即莫邪,古锋利之宝剑) 。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觉护复矜夸 。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吾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后者则作〈河豚叹〉一诗,指出:“……既非养生具,宜谢砧儿醋 。……朝来里中子,馋吻不待熟 。浓睡唤不譍(即应),已落新鬼录 。百年三寸咽,水陆富肴蔌,一物不登俎,未负将军腹 。为口忘计身,饕死何足哭 。”二人皆强烈表达不该追求美食异味而损害身体健康 。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所以,清人崔旭形容天津风物习俗的〈津门百咏〉中,即有一首形容天津人爱吃河豚,每当清明前后,河豚上市之际,无不冒死拚命食河豚 。其词云:“清明上冢到津门,野苣堆盘酒满樽;值得东坡甘一死,大家拚命吃河豚 。”另,上海人也嗜食河豚,故清人杨光辅纂《淞南乐府》里,就有一首称:“淞南好,命险一杯羹,生愿西施乳下死,死凭和尚腹中生,生死眩奇情 。”皆将“拚死吃河豚”的精神,描绘得入木三分 。
被誉为“扬子江中第一鲜”、“水族三奇味”及“江东四美”的河豚,与大闸蟹齐名,号称“二月河豚十月蟹” 。自古以来,对它赞誉备至,甚至有“不吃河豚,焉知鱼味?吃了河豚,百鲜无味”之说 。我祖籍江苏省靖江市,与江阴市隔长江而对,亦盛产及整治河豚 。幼时听家父提起,每年春天最高档的筵席乃河豚席,压轴者为红烧河豚一味,必在终席前端来,因为吃过之后,味盖群馐,百味不珍 。纵使我心向往之,但迄今仍未得尝,行年五十余,真憾事一椿 。
主流烹法“红烧河豚”
关于河豚的吃法,在宋朝是与荻芽做羹,此法延续至今 。而加酱红烧的河豚,则大盛于明朝,即使时至今日,仍为主流做法 。据说本法乃常熟的“牙行”经纪人李子宁所精制,其味之佳,一时无两 。
李家的红烧河豚,须先制酱 。其法为:“前一年取上好黄豆数斗,凡发黑、酱色、紫荤、微有黑点者,皆拣去不用;豆已纯黄,犹须逐粒细拣;然后煮烂,用淮麦面拌作‘酱黄’,加洁白细盐,覆纱罩在烈日中晒熟,收入磁瓮,上覆磁盖,用油火封口,藏到第二年内,名之为‘河豚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