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抗金名臣袁可立简介( 二 ) _毛文龙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问案释疑，理雪冤狱，“给谏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数千计。按部所过，囹为之空。”
重案惊朝野推官审大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 。董份，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遮道陈牒”，“填塞途巷” 。七月，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上见疏大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 。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公至，即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 。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巨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 。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 。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袁可立座师陆树声是同年，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时也命也!
巡海问琉球断案奇如神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 。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你袁推官爱咋地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