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桐城派戴名世死因新说( 二 ) _生活百科

其次，更深层的必然性则在于戴氏的“狂士”个性。戴氏自己在《徐治孙遗稿序》中曾回忆当丙寅、丁卯间在太学时“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治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笔者注)为狂士。”赵申乔参幼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 。“狂”正是戴氏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其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深中肯萦。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幼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 ，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诸公责人罗织锻炼之语，那么诸公贵人为什么要罗织锻炼呢?答案只能是“忌嫉” 。康熙皇帝一开始，也并不十分肯定“方学士”即方学诗，也曾质疑于廷臣“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然“廷臣不能晓”一语颇耐人寻味，这是《南山集》书案的一大关键处。廷臣并非全是满人， “方学士”“方学诗”不分。再说，方光深等人的叛逆是当时一件大事， “廷臣不能晓”也说不过去。那么， “不能晓”也只能用嫉恨的阴暗心理来解释。
戴氏之死的必然性还表现在他的矛盾性格。他既有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的愿望，又有关心现实，积极用世的理想;既有不同流俗，高风抗节的一面，又有对高官厚禄不无渴望的一面。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才的抨击不遗余力，但他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赵申乔参幼奏文云“身膺异数，叼列巍科”正谓此。《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赵方上奏章弹幼，正与戴氏高中“巍科”有关。今日之戴名世已非昨日之戴名世，昨日之戴名世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重视的人物，甚至能左右清议。那么高中“巍科”后，知名度、影响力都会更大，如果“狂士”个性依旧(恐怕改亦难) ，不能不对“诸公贵人”构成严重威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实在情理之中。
戴氏本人对自己的“困折”结局的必然性也不是没有认识。他在《倪生诗序》中说:“苟有毫发之不同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据《戴文系年》，此诗序系戴氏五十四岁时所写，当是一生的经验总结。戴氏多次提到自己的“愤时疾俗”的个性，《送萧端木序》回忆年轻时在家乡做诸生“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后贡于京师， “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与刘大山书》云:“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镜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疾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语获罪……”精通《周易》的戴氏不为不知几，然终不幸而言中，岂偶然哉!
上列戴氏死于必然种种，归根结底还是“狂士”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帝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加畏其口”而感到威胁。赵申乔也就不会在《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还上书弹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