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朱维铮的成就及事迹有哪些有关于他的著作有多少( 二 ) _历史学家

“牛棚”生涯逼着朱维铮只能借书解闷。无聊便读书，是中国读书人的老路数。再加上他之前十几年不知不觉的训练、被训练，等到“文革”晚期“评法批儒”开始，朱维铮竟然成为“有学问”、可利用的人，被安排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个特殊机遇不仅使朱维铮有了展示才华的合适途径，而且奠定了他后来学术生涯的基础。“文革”结束，朱维铮与另一位复旦才子姜义华合作出版《章太炎选集》。这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其题解、注释，体现了两位作者极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读书人的幸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那短暂几年里，朱维铮和姜义华、李华兴“三剑客”组合，使他们快速提升了在学术界的排名。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组合，他们的合作作品也确实展现出真知灼见，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在全国高校迅速崛起，成为重镇。稍后，南北学者合作《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出版，中国文化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并由此渐渐兴起中国文化研究热潮。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朱维铮都是重要人物。
就个人研究而言，朱维铮在八十年代有几项重要工作。一是以蔡尚思的名义出版《孔子思想体系》，这部著作从历史学的立场重新估价孔子的思想，特别是根据历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研究，对孔子经历的考订，使先前中国思想史、孔子研究有了很大改变。是新时期比较正面评估孔子价值的重要作品，对于后来儒学热、国学热具有相当作用。
朱维铮值得称说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将周予同散见的经学史论文结集并仔细校订。按理说周予同并不只有朱维铮一个助手，更不是只有他一个学生，但是只有朱维铮投入巨大经历从事这项工作，不仅传播了周予同经学史成就，而且展示了朱维铮本人的经学史见解。那篇作为前言的《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其实就是朱维铮经学史研究代表作，他后来的《经学史十讲》等相关作品，其实都没有超出这篇长文的规范。
当然，八十年代，朱维铮还有一篇重要的经学史文章，专门考订汉武帝“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这篇文章发在一个非常专门的论文集中，但在圈内却获得了极高知名度，被誉为中国经学史研究典范之作。
或许是追随周予同编写《中国历史文选》的缘故，朱维铮毕生对于“选学”具有天然兴趣，而且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许多人认为对于他的才华来说，这些选编真的是在浪费天才，但朱维铮却乐此不疲，一如既往。他所整理的《梁启超清学史二种》、章太炎《訄书》及《检论》，还有那一大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虽说耗尽了朱维铮的精力，但确实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个难得的善本。这是读书人的幸运，尽管浪费了朱维铮的天才。
传世作品
朱维铮或许像一些人所说，留下的传世作品太少了，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他确实应该多留下几部著作。朱维铮或许后来为声名所累，不敢轻易出手，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其实都没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讲了三十遍，后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个人太看重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其烦。
现在坊间看到且使朱维铮赢得巨大声誉的是《走出中世纪》正续编，还有个别编目重复收入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壶里春秋》等。这几部著作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篇篇小题目，只是类似于读书笔记一样的作品。其实，这些著作尤其是《走出中世纪》正续编，真的代表了朱维铮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看法，如果要想准确评估这几部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妨将这些作品与章太炎的《訄书》及《检论》相比较。按照朱维铮的分析，章太炎这些零散作品不仅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宏阔视野，而且蕴含着作者营造中国历史文化新解释体系的野心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