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有着哪些学术思想？他是怎么发掘文物的( 三 ) _考古学家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4.苏秉琦对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过程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
苏秉琦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殷玮璋执笔)、《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最著名的他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他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
1、陕豫晋邻黄地区 2、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湖北和邻近地区(汉水中游区、鄂西区、鄂东区) 4、长江中下游地区(宁镇区、太湖区、宁绍区) 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赣北区、北江区、珠江三角洲) 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昭盟中心区、河套区和陇东中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