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刘禅之争：扶不起的阿斗如何夺回朝政大权？( 二 ) _生活百科

相对于距离汉中的千里之遥，涪县距离成都倒是相当之近。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县其实距离成都仅仅360里而已。当日刘备由垫江水入川，刘璋就亲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实上，蒋琬所看重的并非涪县在战略上的便利（实际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县和成都之间的这段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蒋琬此次东伐的真正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在外部敌对势力，而在内部政治斗争（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
姜维是延熙五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的。我们要想找出这场政治斗争的端倪，自然也得将目光锁定在延熙五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敏感但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回朝。马忠这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这个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却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汉集团后期，马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诸葛亮时代，他先后以出众的个人能力担任过丞相府参军和长史（副）、益州治中从事等要职；建兴十一年，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汉集团在南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羁縻州府。因为关系到蜀汉政权后方的稳定安全），任期内马忠颇建功绩，爵位屡屡升迁。
更让人敏感的是，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等大姓，马忠则同时兼有马氏和狐氏的双重身份——马忠父亲姓马，母亲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故又名“狐忠” 。诸葛亮治蜀，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土豪族执政，凭借着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和本土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其容易演变成为威逼人主、篡位夺政的权臣，而荆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马忠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既是诸葛亮嫡系、又是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最重要的也是蒋琬必须率军自汉中回撤到涪县的原因，是马忠入朝的背后隐约有着蜀主刘禅的影子。
自延熙年间开始，刘禅开始逐渐告别诸葛亮时代的乖乖形象，转而极力谋求亲政。诸葛亮在世之日，刘禅老老实实地为刘备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诸葛亮一死，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谯周语）”，连例行公事的对天地祖宗的按时祭祀活动也懒得参加了。这也可见刘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对刘禅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举，蒋琬等人拿他毫无办法。而且，刘禅还开始耍起了政治手腕，开始玩弄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而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刘禅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众所周知，大司马之职和大将军之职其实是并列和重叠的（光武帝所创设），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大将军就是大司马。两者品级相同、权限相同、职责相同，仅仅是名称相异而已。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设置这种重叠官职。所以只存在一个解释：刘禅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商量着办。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 。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