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才有苏子美《滕子京哀辞》的“贤去人何赖,才亡世不尊 。”“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狄闻 。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的由衷称许;才有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的“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 。君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的中肯评价;才有《宋史》“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的高度赞颂 。
第三,“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也是诤友 。他俩从1015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帮助,诗歌互赠,书信往来,直至终老 。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写道:我俩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惩”,并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 。”由于他俩交谊太深,因此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时,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倒滕运动” 。
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一》文第五自然段说:“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1、滕任左司谏时在1034年,距贬岳州相去10年;2、岳阳在明代洪武二年以前没有设过府,哪来的知府) 。滕子京在岳州的种种恶行,很快被朝廷大臣们察觉和反对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才想起让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为他树碑立传 。”这段措词激烈的话,纯属无稽之谈 。什么史料记述了滕在岳州的“恶行”被人“察觉和反对”?滕又有何“罪行”需要掩盖?纯粹是作者在无中生有 。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求记书》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
关于范仲淹作记的主旨,历来有4种说法:“规劝”说、“策励宣言”说、“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 。(详见《范仲淹为何写〈岳阳楼记〉?》)简言之,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范仲淹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边关戎务繁忙,肺疾缠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故而当时没有撰写《岳阳楼记》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公请调邓州,虽是择一善地治病,却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还一度出现“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依韵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态 。那么,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所说的“阴愤阳惨,事弛官废”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竣工,必然再次催请他作记 。洞庭湖、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胜地 。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仍“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的典型 。他对滕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近年为“泾州公案”三遭贬谪到岳州后,他为民办事的政绩又捷报频传 。事实若果真如此,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 。待他核实事实后,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那些以“朋党论”使“庆历新政”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 。这就是范公写《记》的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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