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真实的一代晋商乔致庸:乔致庸如何发家致富( 四 )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 。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 。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 。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 。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 。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 。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 。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 。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结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 。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 。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 。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 。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 。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 。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 。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 。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 。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
后代子孙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 。致远生二子 。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 。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 。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 。于是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宏图 。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 。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 。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 。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