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康乾皇帝盛世为何不用清官反而重用贪官?( 二 )


不过,康熙并非是白痴皇帝 。他比谁的清楚,独裁政治的核心原则是权力 。保持权力的垄断性,维持统治的稳定性,乃是压到一切的重要任务 。每个官员都有贪污行为,也就意味着每个官员都有小辫子抓在皇上的手里,不听话,随时可以查办 。乖乖听话,自觉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则不妨“小有所取”,放心贪污 。而以惩治贪污的方式,清除个性张扬的官员,既可以把他们名声搞臭,彻底打垮和剥夺他向皇权挑战的资本,又可以向一般民众展示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获得民众的支持 。如此一来,不仅从内部消除了体制内的官员挑战和质疑独裁统治的可能,又把支持士人向皇权挑战的“民意”抓到了自己手中 。查办贪污,也就成了清朝统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好办法 。而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对大贪污犯的惩治,都发生在权力更迭之际的原因 。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山呼万岁 。他们哪里知道,鼓励和纵容贪污,正是 “当今圣上”的权力秘诀 。
雍正即位之后,更是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 。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 。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
但是,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 。他还甚至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 。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 。”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 。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 。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 。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 。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 。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 。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 。
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 。这些贪官之贪,说到底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 。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 。这才是是要命的事 。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 。“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