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 二 )


不要一味地遵旨 。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 , 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 , 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 , 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 。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 , 化裁取当” 。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 , 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 , 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 , 皆因人因事 , 权宜而发 , 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 , 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 。因此 , 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 , 来惑自己主见” , 并进而指出 , 只有秉公报国 , 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帝早就发现 , 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 , 自己不拿主意 , 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 , 听皇上的口气行事 , 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 。对于这种现象 , 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 , 为自己留后路 , 是在为自己做官 。
主张务实的政治 , 反对沽名钓誉 。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 , 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 , 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 , 做实事 , 而不是耍花招 , 讲空洞的好听的话 , 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 。朕自从登基以来 , 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 , 不是为图好名声 。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 , 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 , 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 , 是官爵 , 是钓誉 , 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 。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 。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
报喜更要报忧 。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 , 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 。因此 , 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 , 务必据实上奏言事 , 万万不可隐饰 , 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
雍正执政期间 , 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 , 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 。雍正三年(1725年) , 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 , 发现共有三十多项 , 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 。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 , 一片苦心 , 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 。雍正帝还指出 , 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 , 其他各省都一样 。随后 , 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 , 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
坦然承认“朕不知” 。
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 , 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 , 往往坦率地承认 , 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 。一次 , 雍正帝收到一件有关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 , 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 , 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 , 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 , 不敢轻易颁旨 。雍正帝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 , 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 , 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
不掩饰“朕之过” 。
雍正帝曾多次颁发谕旨 , 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 , “使朕有则改之 , 无则加勉” 。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 , 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 , 专门给皇上挑错 , 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 , 朕也不会怪罪 , 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 , 却是万万不可的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 , 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 , 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 , 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也不好 。雍正帝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 , 属于用人不当 , 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 。雍正帝的难能可贵之处 , 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 , 尤其在于一旦发现错误 , 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