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VS隋炀帝：明主真的比昏君更高明？( 二 ) _生活百科

这个故事的确十分打动人心。便桥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实际上，唐太宗早已经预料到了突厥的进攻，并提前做好了从背后夹击突厥军的准备;同时另一方面，颉利心里也很清楚，对唐施压必须有重点，在长安附近长期对峙下去势必伴随危险。关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桥有过这样一个光彩的亮相一事，尽管我们稍稍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这位新皇帝总算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唐太宗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了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嫡长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现在只是其叔叔颉利可汗之下的一个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时代即已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拢突利，想方设法孤立颉利。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到贞观四年(630)二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被押解到长安的颉利可汗在郁闷中死去。
突厥帝国的灭亡，给予其治下的各个民族的酋长们以强烈的冲击。对于即位仅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震惊和敬佩，预感到唐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中心。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 。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同样是次子夺权，一个“昏君”，一个“明主”，为何?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最大的难题，给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实际上，有关这一时期唐太宗认真虚心地听取魏徵等谏官的意见，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执政的记载，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说，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下的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为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流于简单化了。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