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司法建设( 二 ) _董仲舒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文，名闻天下。
汉武帝派人把他迎进宫来，董仲舒欣喜若狂，他在宽敞华丽的大殿见到了这位英武气盛的皇上，历史上一场影响千年的君臣对话开始了……
中国的读书人从古至今，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面见皇上，以显示自己的毕生所学，施展勃勃抱负。运气好，能入相晋爵，为国君分忧，为国效力，扬名立万。因此，这类君臣之间的对话，是史书上津津乐道的话题，读书人趋之若鹜的就是需要这个境界这个际遇。像商鞅，他通过与秦孝公的四次对话，最终获取显赫的官位，实施他的变法。而后世的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对话都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有关董仲舒面见汉武帝提出“天人三策”的内容，历史上的说法不一，但，董子阐释天命与灾异的善恶因果，以及改变黄老无为之治而倡行儒教德治，践行德主刑辅乃至独尊儒术统一万民思想的治国对策，引起汉武帝的深思。按董仲舒的说法，只有独尊儒术，才能统一思想。董仲舒用阴阳学说作比附，以“天人感应”为先导，提出了系统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汉武帝的聪明就在于他对董仲舒思想的整体接受，在具体问题上仍然我行我素，即在局部问题上另搞一套。换句话说，有人评述汉武帝，在思想层面尊崇儒家，在管理层面上执行法家的手段，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
据此，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虽然董仲舒的主张获得了汉武帝的采纳，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为儒生入仕开了方便之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学说也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思想震荡，但董仲舒面见皇上后的命运与运气，似乎没有商鞅、王安石那样好，甚至不如康有为。汉武帝只用他的思想，用他的主张，并不重用他本人。他没有得到重用，他失望至极，正逢汉高祖陵庙失火，董仲舒拟文称这是皇上不修德引起天降灾异，此事被主父偃告发，董仲舒被拿下，他身陷囹圄，险遭死刑。此刻，董仲舒才知因言获罪的厉害。原来，他所说的德主刑辅、重德轻刑，汉武只是表面上赞同，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却是选择性适用。
董仲舒入狱了，他的“天人感应”之说，让汉武帝心存顾忌。汉武对天命的迷信，使之深感上天惩罚的阴影无时不在围缠着他，因而汉武在四处树敌(包括自己的亲人)的同时，除求仙祭神外，也在执行层面就一些疑难案件的处置诉诸于《春秋》经典，这便形成了《春秋决狱》。
何谓《春秋决狱》?
该书的作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研读儒家经典，学富五车，他被“去位归居”后，在家著书立说。而朝廷每遇重大案件，如有疑难和分歧之处，汉武帝多派酷吏张汤到董仲舒家中求教。董仲舒则以《春秋》为据，引经据典，解析案例，辨明是非。朝廷派员请教的次数多了，董仲舒据此把这些评判的案例和讲授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整理，用《春秋》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以儒家经典判案的原则。董仲舒写成的这书籍，便取名为《春秋决狱》。
汉武帝尊崇儒术，他在法制问题上倡行“以礼入刑”、“德主刑辅”，是否在司法过程中表里如一呢?
本来，《吕刑》“明德慎罚”是“以礼入刑”之发端，而孔子倡导“克已复礼为仁”则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礼”、“仁”在诸法合体中，逐渐成为儒家的德政理论基石，进而形成“德主刑辅”的古代法制原则。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执行“德主刑辅”较好的并非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这方面，西汉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让死刑犯回家省亲，这些死刑犯深受感动，居然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不少地返回牢笼，甘愿引颈伏法。唐太宗恻隐之心大发，将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时，四川一士子献诗给太守，诗曰：“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四川太守将这士子绑送京城，可宋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写诗泄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给他官做” 。可见，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为。事实上，唐贞观年间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宽仁慎刑、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