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 。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 。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 。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
这一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说显然难以成立了 。如果孝庄确实曾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与多尔衮两情相悦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笼络多尔衮以保护顺治而勉强委身,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母子的名誉尊严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才是孝庄和顺治有利的选择 。
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 。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 。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 。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 。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 。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 。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 。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 。顺治二年(1645)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 。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 。到了顺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 。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 。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 。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 。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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