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概念、事件改编新主流电影好看吗( 二 ) _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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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剧照
首先从影像本身来说，新主流电影在内容上逐步探索出“动作+拯救”的类型样式，此种类型样式在形式上形成了一种“民族凝聚性结构”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一书中指出，“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就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 。在这个“象征意义体系”中，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无一例外，在近几年的新主流电影中，改编的事件原型会唤起民众对“受难者/日”的记忆，而与现实高度相似的影像机制极易引发民众的集体记忆。因此，影像唤起记忆经验，同时观众也在经验中重返影像，形成精神层面的近密感。通过真实事件情景与观众既往经验的互动，观众被缝合进影片的叙事中，其认同体验成为身体化反应。
其次，从观众接受的角度，在上述类型样式与民族凝聚性结构中，观众的主体性得到自反性的重估和提振，自我主体性的强化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高度耦合，二者互为建构。从这一点来看，在新主流电影中，从民族英雄形象的创设到最终成功地拯救国人/讨回公道等，这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凝聚性结构为观众及其主体性建立提供了合理的面向。不同于新世纪前后的主流电影，《集结号》《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尝试还原历史事实，此种还原的过程实单向地传达“人性、传奇、伟人”等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缺乏此历史经验/知识的观众，便无法很好地理解/接受。反观近两年的新主流电影，在选材上，如《战狼2》《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都是取材自较为真实的（新闻）事件，并在这种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戏剧性改编；另外，新主流电影以“拯救”为行动主题，讲述的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件。即“民众遇难+军人拯救”的叙事策略，此种叙事形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可想象的假设——如果我/观众/主体陷入危难之际，那么国家/军队也不会放弃我/观众/主体，由此家国的归属感在观影过程中被凸显出来。因此，新主流电影在观众的心理层面作出了假设/前提，并潜移默化地建构了民众的民族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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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学界对新主流电影的讨论多集中在产业方面，对于其题材来源与观众接受机制等方面鲜有涉及。作为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重要践行案例，近年来以《战狼2》为代表的影片正在悄然转换新主流电影的呈述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和内容两方面的整合以及对观众既往经验的询唤，才可能实现在工业美学视阈下对中国电影创作风险的规避和票房的大致预估，真正实现电影发展的系统化和可持续化。（孙力珍侯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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