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清政府设立“普洱府”那年(公元1729年)，普洱茶也加入了贡茶行列，“岁进上用茶芽制”，选用最好的茶叶进京 。不过这个时候的普洱茶仍然是以粗制为主，并且很快难以保证贡茶的供应量 。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的 。当时仍然在生产贡茶的反而是十户来自云南石屏的汉族移民 。
早在万历年间就开始有石屏的汉人南迁移居到六大茶山，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乱和灾害原因，利用交通上的便利来到六大茶山地区 。这些汉人在这里不仅能够靠着经营茶园维持生计，随着清政府对茶叶需求量的上升还不断发展壮大 。改土归流前，这些汉民被当地的土司认可，纳入到茶山的户籍之中，每年的贡茶也按亩均摊给他们 。朝廷明令驱逐汉族移民居留茶山后，这着实为当地汉民的去留提出一个难题 。因为他们几乎是当时“仅有”的茶叶生产力 。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也是贡茶供应的保证 。
所以车里宣慰司不得不亲自到茶山进行一轮实地考察 。结果发现真的就跟易武土司上报的一样，这些汉民都是守法的良民，不仅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且没有挑起什么事端，还大量种植茶园以保证贡茶的上缴 。因此车里宣慰司“灵活地”解读了政府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在之前由易武土司颁发的临时执照的基础上，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给这些汉民发放了正式的“工作居住证”——茶山执照，特准许这十余户汉族纳入茶山的户籍 。
尽管这个看似有些现代的概念在当时不过是“天高皇帝远”的状况下地方政府的一项灵活政策，却无形之中打破了自雍正七年以来汉民不许入境盘居的制度，对六大茶山的发展，尤其是易武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连当时的他们都没有预料到 。
刘汉成制作“元宝茶”的故事在六大茶山当地人中已经是个很古老的故事了 。尽管史实的细节有太多都淹没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元宝茶的制作方法的确是从汉族移居茶山之后才有的 。
原本普洱地区的茶叶都只是采摘、炒焙、揉搓成条、晾晒，制成散茶用麻袋装好就贩卖到其他地区 。基本上是好的和差的茶叶混杂，优劣不分 。“八宝茶”即“七子饼茶”用的工序则更加复杂，可以说是精细化生产，将茶叶分选、拼配、装筒、蒸茶、揉圆、紧饼、解袋、包扎等 。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味道上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也因此得到清朝皇室的喜爱，带动了饮普洱茶的风潮 。可以说这个时候元宝茶成了普洱茶的金字招牌而再无其他 。
六大茶山的“起死回生”，吸引了更多的汉族移民到当地做贩卖茶叶或者是开垦茶园，后来一个茶山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汉民就继续迁移 。易武的发展也得益于此 。在当年办“茶山执照”的时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曼撒执照碑》上记载的还是“汉夷十户顶办贡茶”，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易比茶地执照碑文》里记录的就已经是“易武人户渐众，无处栽培，侵占易比地界”，说的就是易武茶山土地开发已经饱和，开始与周边的地区争夺土地的状况 。
纵观普洱茶在云南地区的种植与制茶历史，可以发现清代正是其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候，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大大小小的茶庄、茶号开遍六大茶山 。当地的元宝茶不仅被送进京城，更是远销东南亚地区 。茶马古道的“交通”意义也在这个时期真正的体现出来，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省内接通川藏的交通网，更是向南发展连接缅甸、老挝等地区 。普洱茶从源起到兴盛，体现的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与技术在冲突与交融中的“柳暗花明” 。
【诸葛亮以茶治边，一段桃色丑闻引发整个茶寨被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