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唯一的一个汉人公主：和硕格格孔四贞( 二 ) _和硕

孔四贞无论是和硕格格还是郡主，其俸禄都比作为额附或是一品官员的孙延龄要高得多，而一品夫人则是依附于其夫，地位较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清廷此举都是扬孙延龄抑孔四贞，难怪孔四贞心生不满。
但孔四贞仗着有太后撑腰，是不会把孙延龄放在眼里的。现存桂林伏波山下的一口大钟，是在康熙八年为奉祀定南王孔有德而铸造的，钟上面把孔四贞的爵衔姓名刻在孙延龄等人的前面，则是孔四贞欲超出孙延龄之上，实现其“格格”权威的明证。
后人评价
孟森云：“四贞既非男子，延龄又系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构之，而四贞不悟也。”但孔四贞与孙延龄显然对于清廷的阴谋一无所知，不但不能夫妇同心，苦心经营定南藩下，反而自生嫌隙，沉溺于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势之争，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有人得以乘机而入，夺取大权，架空孔四贞和孙延龄。“戴良臣者，原系四贞包衣佐领，颇有才知，希大用，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而己与严朝纲副之，延龄初不许，乃营求于内，四贞强之而后可，虽为之请命于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构难其间，谓延龄独信任蛮子，而薄待旧人，由是夫妇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与延龄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后已，延龄竟为木偶，不复能出一令。四贞初任良臣，以为尊己，故惟言是听，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权且渐归于天下，事无大小，皆擅自题清，广西一军，惟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并不知有格格。四贞乃大恨，知为良臣所卖，仍与延龄和好，然大权旁落，不可复制。”和好后的夫妇二人，极力想夺回失去的权势，“十二年二月，永年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上诉不成，恰逢撤藩变起，“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焉。投桂林城反。”27二人出此下策，只是想发泄个人私怨，显然未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其反叛的特殊原因也决定了孙延龄始终在吴三桂与清廷之间摇摆不定，并产生了脚踩两只船的想法。
但是困扰孙延龄的个人恩怨问题，在他投向吴三桂后并未解决，“时提督马雄驻柳州，延龄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为延龄下，见牌益怒曰：‘竖子无礼。’碎其牌，纵其使，延龄提兵往攻，为雄所败。然平西势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龄也。’乃使使自间道往松滋，请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为怀宁公，然雄与延龄又不能调和议用事者。”而孔四贞也想起了朝廷对孔氏一门的恩典，太皇太后的厚待，同时，“有傅弘烈者，旧为庆阳知府，当三桂未反时，举发三桂不轨事，坐诬，谪戍苍梧。延龄既叛，弘烈欲假事权，集兵图恢复，受三桂伪职为信胜将军，与延龄友善，数以大义陈说，延龄犹豫未决，妻四贞约弘烈往迎大兵，至即反正。”但为时已晚，孙延龄反覆之意已被吴三桂察觉，于是派遣吴世琮至桂林诱杀孙延龄，并把孔四贞带到了云南。
悲剧结局
又据昭连《啸亭杂录》云：“十五年，军士念故将军缐国安旧恩，欲奉缐三公子为主，于是鼓噪而立缐公子。军士谓市德于缐公子，而缐公子约束军士颇严，军士复鼓噪囚缐公子而迎延龄。时延龄夫妇逃匿小民孙七家，军士迹至，以二舆从，延龄疑其逐之，不匿且加诛，惧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龄别处，而自出见军士云：‘而曹杀我夫妇易耳，独不念先定南乎?’军士环列叩首，具陈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无他，呼延龄出，延龄不敢坐舆，请以一舆舁其妇，而挽舆以行。既入府，延龄惭不能视事，谓孔氏曰：‘吾之复得生也，以卿故。军士念定南威德，以贵重卿，卿其握权视事，吾愿为闲人矣。’孔氏遂戎服绣帕首蟒衣，日击鼓升堂理军务，军士颇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