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始末：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 二 ) _变法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 。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险。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的风险。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始末：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