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 二 ) _苏联

所以，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以当时鲁迅的生活与世界之接触，我想，这些苏联讯息源应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资料的传入，另是来自上海左联的通讯和瞿秋白的接触。但是，当时斯大林为了掩盖这一情况，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采访人员前往参观访问。凡参观访问者的消费，均由苏联官方接待，宴会又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给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确是正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一些装扮好了的“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得非常妥贴了。然而铁幕总要显马脚，现重读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就可见一斑：“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当年的鲁迅，也因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故发出了对苏联非常善意和理解的声音。
铁幕往往能欺瞒很多人的眼球，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能明察秋毫的鲁迅也不例外。当时，连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也被蒙在鼓里，他在乌某克某兰国度过了五天后，也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 。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也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当时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采访人员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作出公正、坦诚的报导”，从而得到了“普利策”奖。他曾说道：“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也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个别地区“从事破坏的居民”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写到这此，真使人想起了我们的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我国1961年后的大饥荒时期，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的这一基层干部形象。
【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你看，当时，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那么，当时的苏联，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但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亚丁”，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07315)中有这样一条：“札米亚丁·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见朱正《重读鲁迅》)而札米亚丁，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