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 。本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 。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吗,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应该怎样呢?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 。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 。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却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叫做“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 。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 。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 。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给史实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权利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队伍抢劫一般的征税,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可不是我们今天日渐成熟的商品市场,而且下到民间就又与初衷相背离很多,难保农民、官员不受害 。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这疯狂的矿监税使之风下,山东临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帮破产了三十六家,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各种商店只剩下个别苟延残喘 。而工商发展最欣欣向荣的天堂城市苏杭,也因税使大肆压迫民变突起,暴动频发 。本是怀德治国的万历皇帝,却不知民间疾苦,一味用暴力坚持着他祸国殃民的荒唐搞钱计划 。
万历的错,就错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虽说他的“怠政”并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却无疑失去了一双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为经常夸大其词,小题大做,也让他失去了对官员们起码的信任 。我愿意相信万历不是一个一祸害苍生为目的的君王,他是怀着给自己修宫殿造陵墓的私心,也准备从商业税下手搞一个新局面,但绝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毁了他朱家的江山 。但是事情下到基层,万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为一切还好,没有言官上书得那么可怕,而且矿监税使带回来的银子实在是太可观了,让他更不愿意放手 。这个腹黑的皇帝拥有着老练精明,却被骨子里无法抑制的贪婪拖得不愿挪动 。要知道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进步的路必须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到人民和历史因素,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慢慢推进,想要通过明末的“萌芽”就进军到西方近代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他的矿监税使,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坏印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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