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从乾隆御玺看御玺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二 ) _知识

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2007年，这方“太上皇帝”圆玺出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并以4625万港元的高价，被一位中国买家拍得。这个价格在当年创下了中国御玺单枚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历朝宝玺制度
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
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嬴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纽、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
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 。
北宋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 。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
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数量及体积的变化，可以看出皇权在封建体制发展过程中不断细化。
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信”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纽式则清一色的为龙纽，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纽，到以后的螭虎纽，而螭龙纽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纽了。
丢失的宝藏
其实在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
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它们被存放在故宫内的交泰殿内，而对于带有前任明显个人特征和风格的御玺则会被收存起来存放在景山的寿皇殿。
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宫之内，因此免遭洗劫，而寿皇殿则没有那么幸运。
2001年9月法国巴黎宝蓝-福尔拍卖公司（Poulain & Le Fur）举行的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著录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择经语刻小玺。备六十年时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随身携带，驻避暑山庄时，乾隆亦以此小玺受恩，以后乾隆顺利继位，当与此有关。可见此印虽小，作用却非寻常。
2002年北京华辰拍卖推出清康熙寿山石夔龙钮御宝“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两方印章。这对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这两方印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宝薮》中均有著录，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