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定之时,每当攻城略地稍有战功时,他就跟刘邦讨价还价,他一会儿要自立为齐王,一会儿又要自立为楚王。裂土分封、割地称王的欲望一刻也没有消减。
最能反映韩信这种心理的莫过于他那番夸夸其谈的与刘邦的对答了。刘邦问他“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轻描淡写地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又问:“于君何如?”韩信口出狂言道:“臣多多而益善耳!”
用韩兆琦先生的话说:“莫说是面对皇帝,即使是和同僚,这种态度能叫人容忍吗?”尽管当时头脑清醒的蒯通反复告诫韩信:“勇略震主者自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但韩信却一意孤行,最后走上了谋反被诛的道路。韩信的自不量力,使他被自己的功劳冲昏了头脑。他以权大名扬为福,最后却死于贪名弄权的灾祸,是多么可悲又复可笑啊!
宋代黄震就此评道:“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甚,今日破楚,明日夺齐王。信方为汉取天下;汉之心已未尝一日不在取信也。”
连司马迁也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那意思不等于在说:韩信你这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吗?再看明代的陈霆,说得就更具有警策意义了—“保初节易,保晚节难,观之淮阴可见矣。”
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贡献,自不待言,但他求福得祸,引火烧身的教训,不是也很值得后人记取吗?
被司马迁称作“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的萧何,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这是一个会见风使舵的和事佬,是个忠心耿耿的“影子”。刘邦起事时,萧何及其宗族就是追随者;刘邦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补给刘邦兵源,让他重振旗鼓的是萧何;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打持久战,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运送给养的是萧何;为刘邦举荐韩信,廓清天下的也是萧何;替刘邦制定律令,管理国家的还是萧何。清代方苞说:“《萧相国世家》所叙实迹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则至忠体国可见矣。”
在刘邦统一天下的全过程中,萧何显然是足可信赖的坚强后盾。汉兴之后,萧何也确实获得了最高的殊荣—他既封侯又拜相,位极人臣,英名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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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刘邦对别人狡诈猜忌,唯独对萧何另眼相看,信任不疑吗?当然不是。当萧何为民请田时,不也最终激怒了刘邦,被抓进了监狱吗?但明眼人都清楚:萧何的遭囚禁,为民请上林苑之田不过是事情的导火线而已。如果往前追溯,刘邦不是曾“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吗?刘邦在使用萧何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时时监视着他呢?作为丞相,他整天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样始终获得皇帝的信任,否则,一朝失手,则满盘皆输,前功尽弃,真可谓是伴君如伴虎。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萧何确实是玩平衡木、走钢丝绳的一流高手。他既爱名好权,又能收纵自如;既死心塌地,又会做表面文章。凡此种种,自有其保全之道。他知道功名背后潜滋暗长着祸殃,信任之后涌动翻滚的是猜忌,因此他得不断地用各种对策去避开功高震主可能带来的厄运。对策是什么呢?一是听从鲍生劝告,“遣子弟悉诣军所”—即把子弟都送到军队中;二是接受召平建议,“以家私财佐军”—即把个人的钱财拿去资助军队;三是采纳说客计谋,“多买田地自污”—即用求田间舍的腐败行为故意搞臭自己的名声。看看吧,一个身为一国宰辅的人,每天不是为国计民生操劳,而是为个人祸福筹算。如果你去问他从政的目的是什么,回答你的准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无过可以免祸,无过也可以得享天年。谁说尸位素餐不是一种人生的高明策略呢?于是,萧何虽一度被押大牢,但很快又化险为夷。“月下追韩信”的是他,后来设计捕杀韩信的也是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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