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杀免责书( 二 ) _生活百科

社会反应“自杀免责书”会出现两种感受，学生会觉得学校缺乏人文关怀，像某学生说的，“学校给你提供吃、住的场所，但不顾你是否健康成长。在学校出事了，学校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家长们会徒生顾虑，“把孩子送到学校，万一出现什幺意外，学校难道袖手旁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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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学生表示理解，因为大学生自杀和自伤可以由很多因素造成，例如感情问题、家庭问题、人际问题等，这些因素不一定全是学校造成的。大学生过了18周岁就成年了，有对自己负责的义务。大部分学校会提供心理健康谘询，但有些同学有自闭倾向，不愿谘询。这些同学如果有自杀、自伤行为，就应该自己负责。毋庸置疑，“自杀免责书”只是入学协定书，没有法律保护当属无效，然而如此自杀免责条款在很多高校都存在，这无不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高校学生管理的公式化，二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滞后。“自杀免责书”的的确确道出了学校的某种无奈。没有一个学校能够绝对避免安全事故，尤其对高校更是如此。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面临学习、就业、家庭、爱情以及价值观等各种困惑，很容易发生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自伤的事件屡见于报端。儘管有教育部的“免责”法令，但在现实中，或出于息事宁人，或出于某种压力，无论是否有责任学校都要赔偿，几乎成为惯例，这无疑对部分学校而言是一种经济负担。更何况，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学校损失的不止是金钱，往往还要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更会损及学校的声誉影响招生。因此，对于大学生“自杀、自伤”事件，大多数学校既紧张又头疼，出此昏招意在预防，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怪现状，凸显了学校和学生以及社会关係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又和法制不够坚挺以及教育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完善等原因存在联繫，因此舆论不妨宽容一点，理性一点。而另一方面，无论再如何无奈，学校也不该出现这样的协定，因为学校和学生不是冷漠的甲方和乙方，不是简单地釐清权利和义务就行了，学校对学生，更应该有爱与关怀。校方回应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协定的意义类似“温馨提示”，是对学生的文明约定，目的是告知新生在宿舍需要注意的事项，从而实现要求自律的目的。例如，学生不遵守宿舍纪律，攀爬阳台而掉到楼下了受伤，那就要自负责任了。该负责人表示，这份协定书的条款存在多年了，并非针对不久前发生的“情伤事件” 。事实上，没有这样一份协定书，学生违反了纪律，也会受到相应处罚，而学校要负起的责任，也不会因为这份协定书随意地推卸。专家观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样的条款并非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一家独有，很多高校都存在类似的“自杀免责”条款，而实际上此类条款是无效的。熊丙奇建议说，如果真从学生健康出发，大学首要考虑的不是万一出现伤害事故怎样免责，而应从完善学校的管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着手。法律解析学校事先拟定的体现校方意志、为己方卸责的协定，相当于“格式契约”，而根据《契约法》，在对该条款理解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做出不利于提供契约一方的解释。而且，协定书籤订的双方应为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利用自身强势地位强迫学生签订，几乎等于“霸王契约”行为，学生有权拒绝签订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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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民事契约关係，而带有一定的公法性质。虽然在学生自我约束管理等方面，双方可以订立契约，但在关乎学生生命健康的问题上，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法定的权利义务关係，这种关係不能通过协定的形式免除或放弃。就法理而言，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除了人身保险契约之类的特殊法律关係，法律在原则上不允许设定以生命权、健康权受损害为标的的契约。而我国《契约法》第三章“契约的效力”第53条已明确规定：契约中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因此，该协定书作为契约而言是无效契约。在刑法上，对于个人的自由权、人格权和财产权法益，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人一般有承诺权，即可以做出允许他人损害该法益的承诺。但对于生命权，刑法採用绝对保护原则，而对于身体健康权，伤害只有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承诺性，严重威胁健康保护效果的自身伤害承诺依然不具有法律效应。因此从刑法角度来说，该协定签了也无效。根据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为学生自杀、自伤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反向可推，若学校没有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或因为校方行为失当导致学生自杀，那幺，无论有没有签免责协定，学校都应该承担责任。根据中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学校对于学生都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而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採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学生，学校的注意义务标準可以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义务。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学生自杀、自伤事故对于高校民事责任认定而言，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学校存在管理漏洞，或者因过度批评等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行为，或者没有及时对有自杀、自伤倾向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情绪疏导和管护，都属于失职失当行为，学校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学校工作人员对学生有侮辱、体罚、“潜规则”，刻意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最终导致其选择自杀，甚至教唆、帮助、胁迫学生自杀、自伤等行为，相关人要被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高校也不能免责，要对学生自杀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规定：“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或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而在实际情况中，即便学校对于学生的自杀行为确实没有责任，出于学校声誉等因素考虑，为了息事宁人，通常都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给予补偿。社会反思“自杀免责书”正是要倒逼心理健康教育补课，各大高校应将心理教育与专业课同等重视，在校内开设心理谘询室、减压室和倾诉室，利用课堂时间向大学生灌输心理健康教育，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灵活施教，这里既包括性教育、社交技巧、减压训练，也要帮他们树立正确恋爱观，怎样走出失恋、如何进行心理调适等，当然，引导大学生如何帮助他人、如何保护自己、防範欺骗和侵害等也属于心理教育範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