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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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总理梅厄夫人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总理对她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称她为内阁中惟一的男子汉。一次，总理建议梅厄夫人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问道：“为什幺？你认为我累了吗？”总理笑着说：“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说：“那幺去度假的应该是你。”在梅厄夫人就任外交部长期间，她制定了以色列对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扩大技术援助的政策。这一政策大大改善了双方的关係。1965年，梅厄夫人由于多年的劳累过度患上了各种疾病而退出了内阁，她还拒绝了出任副总理的建议。她认为做一名专职的祖母比做一名兼职的总理要好。过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如今她要在孙子们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她从外交部长的大公寓里搬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清洁、烹饪、熨烫和採买的工作，她又回到了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来。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提着大包到市场买东西。每到节假日，祖孙三代聚在一起，她都要亲自上阵做几道拿手菜餚。看着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梅厄夫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就在梅厄夫人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梅厄夫人所在的党派敦促她出任总书记，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她还是同意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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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夫人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她促使以色列工党与另外两个党合併为以色列工党。1969年，70岁的梅厄出任总理。维持各党联合政府。她要求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她说：“我们呼唤和平，即使我们能够赢得战争，我们也不愿打仗，没有什幺能比和平更令以色列人心驰神往的了。”由于战争，“我们被迫成为勇敢的战士，但我们并不乐意如此。我们更愿意当个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穫。做为勇敢的战士是我们生活中的额外负担，其中无任何乐趣可言。”梅厄夫人同时劝告对方：“交战双方不可能一方享有安宁，而另一方则遭受炮火轰击。要幺双方享受和平，要幺同时陷入困境。”她曾东奔西走，其中包括去罗马尼亚会见齐奥塞斯库（1972），去梵蒂冈会见罗马教皇保罗六世（1973）。1973年邀请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以。同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后，暴露出以色列缺乏战争準备，使全国人民大吃一惊。次年3月她勉强拼凑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但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就战争前期失利的责任问题争吵不休，梅厄在一片责难声中于1974年6月提出辞职。这时她已是76岁的老妪了。而早在她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前就已经发现自己患有白血病，但她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凭着顽强的意志一方面同病魔作斗争，一方面领导以色列人民。她对于自己有一段时间忽视孩子们的行为，对于宁愿献身于工作而导致婚姻破裂的错误而深感内疚。她曾经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之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此后仍为重要政治人物。卸任后的第二年，她完成了自传《我的一生》，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此书立即成为畅销书。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1981年美国将《我的一生》拍成了电视剧，3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梅厄夫人，轰动一时。总结评价1978年12月8日。在身患长达12年的白血病之后，因肝炎病逝。由于她病逝的讣告是在安息日开始以后才公布的，所以特拉维夫几乎空旷的街道上对此没有什幺反映，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获得这个讯息的以色列人深感悲痛。担任梅厄的工党主席的西蒙·佩雷斯称她为“雄伟的母狮”和“犹太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说他在开罗“怀着悲痛的心情”收听了这个讯息。他把这位前总理评价为“第一流的政治领袖”，讚扬她是一位“诚实的对手”，是她开始了“和平的努力” 。她是第一个凭藉自身价值，而非世袭头衔登上最高权力的女性。尼式看法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果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幺，果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範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範围的事业。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登·詹森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果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果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幺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果尔达·梅厄有一副毕生从事劳动的妇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过度的体力劳动的痕迹，脸上显露出用脑过度和精神上负担过重的阴影。但在她的脸上，也有一种照片经常没能捕捉到的热情。她虽然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动感情的，在含泪表示友情时，他的感情似乎是自发地进发出来的。但就他而言，有时又判若两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到大声咆哮、剑拔弩张的状态。果尔达·梅厄则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坚定的决心来自同一个源泉。她在谈判中是执拗的，因为她深深地关注着她在谈判中要维护的东西。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恩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套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讯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果尔达·梅厄的特点，那幺，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果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果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乾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果尔达·梅厄不是如此。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悴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幺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梅厄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乾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採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覆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威廉·巴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鬆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果尔达·梅厄” 。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喔，真的吗？”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讚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果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幺区别。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果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果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髮儘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髮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髮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采访人员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当把采访人员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菸，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係所採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係，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採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鬆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係。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幺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鬆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在国际上，果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果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準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果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乾杯。让我们为果尔达·梅厄总理乾杯！为果尔达乾杯！”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果尔达乾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摘自尼克森回忆录《领袖们》）名言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以色列不可能既大量占领阿拉伯领土，又是个民主国家。因为如果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大量选民就会是阿拉伯人，所以，只能占据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可以原谅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会原谅阿拉伯人逼迫我们去杀他们的孩子，只有当阿拉伯人对自己孩子的热爱超过了对我们的仇恨时，和平才是可能的。”——果尔达·梅厄